楊必立先生與我國管理教育

許士軍

《本文摘自楊必立先生論文輯【強力齋】代序》 

　　我國大學在甚多方面，乃沿襲歐陸大學傳統而來，其中最明顯者，例如將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學門與商學、新聞、法律，社會工作等作育專業人才的單位，一律稱為「學系」(department)，置於法學院之下。在這制度下，商學教育，或本文所稱之「管理教育」，很難發展其屬於「專業教育 (professional education) 」的特色。

論者以為，美國管理教育之較歐陸為發達，即因在美國大學內，一般有一具有高度自主地位之管理學院負責本身之學位計畫，課程設計，及師資聘任等，此即承認管理教育與構成大學主體之學術教育二者間有不同之處，應容許其配合本身特性而發展。這種差異可能由於美國工商業高度發展故能了解管理人才之重要與迫切需要，但也可能和美國建國歷史較短，較富創新精神所致，而美國教育上的實用主義，也有推波助瀾的影響。

以我國現代管理教育之發展而言，毫無疑問地乃係移植自美國的產物。更具體言之，應可溯源至一九六○代之初國立政治大學和美國密歇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chigan)所簽訂的合作計畫。在這計畫下，政大一口氣增設了公共行政和企業管理兩學系及兩研究所，加上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共計五個單位，由系所擔負起培育大學及研究所程度的行政及管理人才，並經由公企教育中心提供公民營企業與政府機關以在職訓練與研究諮詢服務。這一合作計畫，不僅其內容在國內屬於創舉，更是國立政治大學復校以來的大事。故當時自校長劉季洪先生以下多位前輩師長如梁大鵬、朱建民、張彝鼎、張金鑑、韋從序等先生都直接參與其事，費心費力，貢獻至多。而當時應聘負責新創企業管理所系行政者，則分別為楊必立與任維均兩位先生。其中楊先生擔任所長，自民國五十二年起至六十三年，共有十二年之久。以今日政大企業管理研究所在國內所享之崇高聲譽而言，其當年萌芽及茁壯，首任所長居功至偉。時值楊先生八十華誕，本文作者身在海外，無以為賀，謹以當時追隨楊先生從事開拓我國管理教育之一園丁身份，撰此短文追述往事，略表後輩欽敬之意。唯因手邊並無資料可供查考記憶誤失，在必難免，務祈友好及讀者鑒諒，切勿以文害意，如蒙寵賜匡正則尤所感幸。

簡述政大與密大合作計畫

首先略為描述當年政大與密大合作計畫之概況。

這一計畫係屬我國接受美援瀕臨停止前之後期計畫，大略自一九六○年至六五年，先後長達五年。在此計畫下為配合成立上述有關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之五個單位，尚包括幾項相關內容，第一、由密大方面組成顧問小組駐在政大校內，協助從事新設系所及教育中心之規劃與設計工作；第二、由政大選派年輕教師十八位前往美國大學有關院系進修或深造，其中多數進入密大公共行政研究所與企管研究院，少數則進入匹茲堡大學。第三、在金華街興建公企教育中心大樓，同時亦做為新設兩研究所之所址。鑒於今日金華街公企教育中心已成為國內各種有關訓練及會議之重要場所，使人不能不感謝當時之遠見。在這三項主要活動中一舉派送十八位教師出國進修，在當時外匯仍極珍貴情況下，無疑是一大手筆。本文作者有幸即屬獲送首批赴美三人中之一(其他兩位為華力進及王國璋兩位學長)，記憶中，我們抵達安那堡，為一九六三年元月，時值北國隆冬，就在大雪紛飛中，我們開始在密大的課程。

移植而非自然成長

且說當時密大顧問為政大所設計之課程，主要是按照美國在一九五○年的最新經驗，再配合我國國情加以調整而來。因此，基本上乃將美國行之多年的管理教育移植於我國，而非在我國原有教育制度內之自然發展而來。這可自當時建議之課程係經教育部專案核准實施之程序看出。不過這套課程一經批准後，亦獲其他大學陸續採行，故自一九六五年以後，現代管理教育遂在我國大學中蓬勃發展而成為青年人所熱烈嚮往的一個人生發展領域。

可是問題發生在，當時管理教育在美國已經有近八十年的歷史，現將其突然引入我國大學，其所造成的衝擊自難避免。例如國人每視大學為追求高深學術知識從事理論研究之所在；然而新設之企管所系，卻以培育優秀的實務人才為標榜，二者之間每易引起不同的主張，甚至衝突。再如大學所設研究所，傳統上係供本學門之大學畢業生更進深造之目的，因此，研究所所招收的，多限於已具有本學門基礎知識的大學畢業生；然而新設之企管研究所卻廣開大門，接受所有科系畢業之學生，並不要求其事先具備有任何管理方面之知識。再如研究所內所授科目，傳統上求其專精；然而企管研究所所開科目卻範圍廣泛，涉及經濟、政治、社會、法律各學門知識，對於數學、電腦、行為研究也無不包涵，所重視的，乃是他們是否有助於發掘及解決問題，而非拘泥於某一學術領域本身之純粹性。

在這情況下，推動管理教育，其所遭受校內及校外之誤解及阻力，乃是很自然的事，因此端賴主持所系行政者，能憑藉本身對於管理教育的信念和熱情化解和克服種種阻力，方能使這株移自國外的嫩芽得以茁壯成長。所以在當時擔任所長的楊必立先生所要做的，並非只是一般的學術或行政工作而已，其中艱辛只有當事人才能充份體會。

美國管理教育的八十年發展經驗

一般認為，美國大學管理教育肇始於一八八一年賓州大學設置華頓財務經濟學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當時費城富商華頓先生(Joseph Wharton)有鑒於自南北戰爭結束後，所興起的商業學校只能培養諸如簿記或書記之類低層作業人員，他們不足以勝任企業或政府之高級行政或經理工作，因此慨然捐出十萬美元，成立該學院以造就後類人才。不過早期華頓學院所重視的，乃是一種以培育「紳士」為目的之人文教育，強調的是器度和性格的陶冶，而非實質上之專業知識。美國早期的大學商學院率多如此，由於曲高和寡，並未獲得工商企業界之熱烈反應。

一次大戰後，美國企業迅速發展，規模擴大，業務日趨複雜，尤其是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結果，在在增加對於經營管理專門人才的需要，使得管理教育隨之大量擴充。不過在戰後初期，管理課程內容，仍極貧乏，有關科目中，只有會計學結構最完整和充實，此外如銷售、財務、工廠管理、採購、勞工關係等科目，一般取決於任課教師的專長和興趣，愛教什麼，就教什麼。結果使得會計課程成為最主要課程，例如紐約大學的管理學院，實際上即係以培養會計師為主要目的。

進入三十年代後，這種情況漸見改善，會計以外學科獲得長足發展，內容亦趨豐富。但不幸地，它們又走向另一極端，此即多數教授愈來愈專注於本身的專精領域，他們既不理會其他相關領域課程間之配合，也不考慮同學們所獲教育是否完整和平衡。在這種情況下，管理學院內部出現有「學系化(departmentalization)」組織之趨向。在這組織下各學系掌握有較大人事及預算權，因此更助長了「專精化」的過份發展。這一情況引起部份關心管理教育整體發展者之憂慮，也使得一些有遠見之企業領袖之不滿，反映在美國各大企業刊物，如商業週刊、幸福等，一時對這問題產生熱烈的討論。

企管碩士市場需求激增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大學中管理學院更形擴張，如將一九五零年與一九四零年畢業學生人數做比較，獲企管學士人數，自18549人增加至72137人，獲企管碩士人數也由1139人增加至4335人，後者均為前者之三點八倍。這種蓬勃發展的原因是，一方面，戰爭結束後，原來被壓抑多時的民間消費能力，一下子被釋放出來，造成對於多種產品──尤其是家電和汽車──大量需要，帶動了企業界的景氣，增加僱用人員；在另一方面，軍隊復員後，在退伍軍人法案下，甚多退伍軍人選擇進入大學或研究所就讀，而其中選擇企管為主修者，不在少數。不過這種對於管理教育需求的驟增，反而暴露了學院在供應能力及做法上的缺失，亟待予以全盤檢討及改進。

在這背景下美國兩大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在一九五零年代後期不約而同地各自支持了一項對於美國管理教育的全盤檢討和研究。而且也都在同（一九五九）年，將研究報告出版問世。兩項研究包括範圍至為廣泛，涉及大學管理學院之基本使命，教學內容及方式、課程結構等方面。令人感到有意義的是，兩項研究雖係獨立進行，並由不同專家執筆，但其論點及主張卻極一致，例如他們主張：

◎大學管理教育應明確界定其任務，為培育具有廣泛人文及科學基礎知識之管理人才；管理教育應屬於「專業教育」性質，既不同於以傳授商業技巧為目的之職業學校，也不是大學內人文或社會科學部門的附庸。

◎管理課程本身應建立在經濟學、行為科學及應用數學之基礎上，其結構應包括以下生要各類科目：（一）外在社會、政治、文化環境（二）市場環境（三）組織及協調（四）各種經營功能。同時應培養同學具有將有關觀念及理論轉變為實務行動之應用技巧。

◎學位所要求之課程，應分為核心及專門科目兩部份。前者應包括上述各類科目之最基本要求內容及其整合，列為共同必修科目。後者可由同學選修，但應加以指導。對於選修科目之專門程度，除會計方面外，應有一定限制，避免過份專門化。

在一九五九年以前，目前盛極一時之企管碩士(MBA)學位計畫，在美國大學管理學院中並不十分普遍，而且在設有企管碩士學位計畫者之學院中，他們對於入學資格的要求、修業年限的規定、課程設計等各方面也不一致。但這兩份報告卻認為，以當時哈佛大學所採模式最接近他們的理想：此即：企管教育應將重心置於研究所階段；接受大學任何學系畢業之學生，給予兩年密集但具有結構化之課程。他們也推荐採用個案教學方法，以培養同學之分析及決策能力。在這兩報告影響下，上述模式遂成為企管碩士計畫之主流，不但為絕大多數之美國管理學院所採行，同時也成為世界上普遍接受的企管碩士共同模式。

　　如前所述，當密大顧問小組駐在我國為政大企管系所設計課程時，距上稱報告出版，不過二三年時間，很自然地，其所建議的內容，也就採擷了報告中之要點，轉而成為我國管理教育之發展方向。自此而言，我國管理教育之發展和美國管理教育的發展，有其血緣上的關聯。

楊必立先生與政大企管研究所

楊必立先生為我國知名之經濟學者，對於我國財稅政策及制度尤有精湛研究和獨到見解，其為人正直不阿，擇善固執，所謂經師人師，深受同學之景仰與愛戴。故雖退休多年，每逢楊師華誕，昔日受教同學仍然相約共聚一堂祝賀，並重溫當年接受教誨之情景。本文作者於民國六十三年濫竽政大企研所第二任所長，深受楊前所長餘蔭嘉惠，接任之時，譬如有關研究所之發展方向、課程結構、師資聘請政策等，均已大致奠定，尤為可貴者則為優良學風及傳統亦已建立，使畢業同學多能奮發上進，潔身自愛，更是政大企研所之有今日成就之重要基礎。

如果說二十五年前政大選派十八位年輕教師赴美進修，代表我國首次大規模培育行政及管理師資之舉，則在楊必立先生主持政大企研所期間所造就之二百多位企管碩士，可算我國歷史上由國內培育之最早一批現代管理人才。就個人所知，在這些早期校友中不乏投身管理教育事業者，除在國外大學任教獲有甚高學術成就者如林文雄學長等外，而在國內管理教育界擔負重要責任者更是比比皆是，如陳定國、黃俊英、劉水深、林煜宗、李仁芳、陳義勝、周逸衡諸學長都曾經或正在為推動我國管理教育、造就管理人才而努力，將楊老師之遠大理想繼續發揚光大。

至於大多數選擇進入企業或政府工作之早期校友，目前絕大多數都有卓越成就，無法在此一一列舉。所要強調的是，他們的成就固然和本身出類拔萃的資質與持之有恆的努力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應歸功於我國整個大環境給予他們以英雄有用武之地，但是除了這兩個原因以外，無可否認的一點，就是他們當年在政大企研所所接受兩年堅實而有啟發性的教育，替他們打下了良好的事業基礎，以及人生努力方向。今日這許多同學非凡的成就，相信是呈獻給楊先生八十大壽最有意義的獻禮。

幾項重大而有革命性的做法

具體而言，政大企研所在楊先生的主持下，推動了或採取了幾項重大而有革命性的做法：

第一、打破報考研究所必須自大學相同或相近學系畢業的限制。任何人，只要獲有大學學士學位都可參加研究所入學考試：同時為了配合畢業學系背景不同，設計了不同的考試科目，俾能使優秀人才都能脫穎而出不至於受到考試科目之不利影響。在民國五十年代，大學工學院畢業生有如天之驕子自視甚高，但是由於政大企研所採取開放政策，並向他們說明企管碩士教育之意義和發展前途，居然成功地吸引大批工學院之優秀畢業生前來報考。今日事實證明，這是一種成功而有效的做法，並獲普遍接受，但在二十五年前，卻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怪招。

第二、儘力擴大招生名額，並招收在職研究生以配合國家經濟怏速發展對於管理人才的大量需要。在民國五十年代前後，國內大學設置之研究所尚不多。依當時觀念，研究所──顧名思義──係為培養高深理論之研究人才，自然不宜大量生產，因此多數研究所每年招生名額多在十名上下。但楊先生卻以為，企管研究所之任務，乃為國家培育從事實務之經理人才，自應配合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對於此類人才的大量需要，而擴大招生名額。尤其要考慮已在企業界服務人員繼續進修之需要，應當給予他們報考之機會，以及在不降低水準之原則下一一給予他們選課之方便。這一想法，幾經爭取，終於獲得教育部及校方之支持。這樣一來，每年遂有多達四十位以上同學進入研究所就讀，尤其讓具有實務經驗的在職研究生和一般研究生同聚一堂學習的做法，更是收到極佳的效果。

第三、積極推動個案教學，並主編台灣企業個案教材。按個案教學法自從美國哈佛大學企管研究院倡行以後，復經前述兩基金會報告之好評，在美國已發展成為管理教學上之一主要方法。而在我國內，楊先生是最早提出「智慧是不能傳授的」(Wisdom cannot be taught)看法的管理學者，他認為，培育具有分析與決策能力的管理人才，是不能單純依賴課堂講演或閱讀課本方式所能達成的。但問題在於，我們並無本國個案教材可用。為克服這一困難，楊先生遂發動已畢業校友，有計畫地進行個案資料之蒐集及寫作，彙編成集出版，以供本所及國內其他企管教學使用。就個人所知，政大企研所校友通力合作所出版之個案，乃係國內最大規模之企業個案來源，當年楊先生之倡導及推動功不可沒。

第四、楊先生並不認為管理教育就是教人如何做事的教育更重要的，而是在於教人如何做人以及明辨是非的教育。他了解，做為一位現代經理人必須對於國家、社會、消費者、及股東等各方面的「關係人群」(stakeholders)，堅持其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不過楊先生並不是將這方面的大道理常掛口頭，而是表現在自己的光風霽月的言行上，使同學沐浴在一種無形的力量下體會到楊老師對他們深切的期望，也充分表現了「言教不如身教」的境界。

第五、楊先生首創【行銷學】名稱，以代表【marketing】這門學問。在此以前對於後者最流行的名稱是「市場學」。但楊先生自從早在民國五十年時對這學問感到興趣後，深入研究結果，發現「市場學」這一名稱不能忠實表現其精髓意義，乃不斷尋求更佳名稱以為代替，最後決定採用「行銷學」現名，而且完成了第一部以「行銷學」命名之專書。就作者所知，在民國五十年代，國內行銷學者對於「市場學」名稱多不表滿意，紛紛提出不同之代替名稱，其中且不乏佳作。但二十餘年後，仍以楊先生建議之「行銷學」獲得最普遍接受與正式採用，這不僅表示此名稱之妥切，且亦反映楊先生對本項學問之深入了解與對國學之深厚修養，有以致之。但更重要者，經過了此一「正名」，大大促成了這門學問在我國內獲得有效之推廣與健全發展。

展望末來，薪火待傳

非常顯然地，楊必立先生對於我國管理教育的貢獻絕不限於以上所說幾點而已。但僅僅就此幾點，已充分表現楊先生這位前輩和長者，在當時環境下的一些革命性想法和作法，以及前瞻性的眼光和決心。展望未來，我國即將由一工業新興國家邁向已開發國家，在這轉變過程中，管理將要扮演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角色，有待我國今後的管理教育培育出更富創新能力、國際眼光和社會責任感的管理人才。緬懷往事，二十五年前楊必立先生以及其他前輩先生已經為了培育這一代管理人才貢獻其心智和力量，這一棒子還要接下去，讓管理教育在我國末來發展前程上再次大放異彩。

　　【作者許士軍先生，當時擔任臺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